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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(上) 解放后黄炎培与杜月笙间仅有的一次往来

辛亥革命网 2017-12-05 11:16 来源:未知 作者:黄鲁淳 2017/8/13 始 查看:20166

辛亥革命,辛亥革命网,辛亥革命百年纪念,--用【黄炎培日记】佐证“口述历史”的尝试--
 
 
 
 
  第一部分:
 
  小姑妈口述黄杜间的历史轶事
 
  小姑妈黄素回在与我通长途电话中,听我说刚写完讲述祖父黄炎培在两次淞沪抗日战事期间,与上海滩闻人杜月笙之间建立起生死之交的过命情谊时,便给我讲述了一个她亲身参与其中、1949年大陆政权在国共间易手后,发生在黄炎培与杜月笙之间仅有的那次往来过程……
  1951年的夏天黄炎培一家来大连避暑,他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。小姑妈清楚地记得那次祖父来大连时,特别对她提到:这次除了避暑之外,还有个统战任务:会见杜月笙的私人代表。当时,历经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,适才完成政权更迭,正面临千头万绪、百废待兴恢复国家元气的工作。中共高层有意通过黄炎培与杜月笙间特别的私人关系,对杜月笙做些统战的工作,期盼黄炎培能劝说杜月笙愿意重返大陆,为政权更迭后上海的社会稳定、经济恢复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工作。
杜月笙曾考虑过解放后留在上海;然而,鉴于他曾参与过1927年“四•一二”对共产党人的屠杀,留在上海的个人前景也实难预料。反复权衡利弊之后,最后杜月笙决定远离政治漩涡,1949年4月尾,他便携带家小和徒众离开上海,仓皇迁至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避难。

 
 
 图1:上海头号闻人杜月笙

 
  仓促地避居香港,令杜月笙的生活很拮据。更糟糕的是杜月笙身患的哮喘症严重发作。到香港后,杜月笙连一天快活日子都没过上。
  小姑妈黄素回继续追忆道:直至1951年春天,从大陆渠道传来老友黄黄炎培先生,向杜月笙发出赴大连会面的邀请。但那时他已病入膏肓、经济拮据,加之他1黄之间的信息沟通十分艰难。于是杜月笙只派了一名私人代表,赴大连与黄炎培先生会面。那天,黄炎培在大连市靠近老虎滩附近的一所私人住宅里,与杜月笙的代表见了面。小姑妈也陪着她父亲黄炎培去了。她对来者的谈吐及外表、父亲与他都谈了些什么内容,没有留下任何具体印象;倒是清晰地记得:来人代表杜先生送给黄炎培和“姚先生”(我的小姑妈那代长辈们,对她们继母姚维鈞的尊称)每人一块瑞士名表,闪闪发光的男表她记得是“劳力士”的;那块女表是什么牌子记不得了,她只能推测该是女表名牌、“浪琴”的了。黄任老与杜月笙私人代表会面究竟谈了些什么内容,一个字她也也未能记忆下来;可是那两块瑞士名表,只看过一眼就不能忘怀了……
  小姑妈跟我讲,1951年夏天黄炎培到大连避暑,面见了杜月笙的私人代表。我想:可否尝试用【黄炎培日记】,对她个人的回忆加诸解读呢?
 
  第二部分:
 
  用【黄炎培日记】为小姑妈的口述历史佐证
 
  所幸的是【黄炎培日记】(下文中简称【日记】)共十六卷皇皇巨著,已分两次结集出版;从而,使我能够立于事件的纪实文本之上,去厘清业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、黄杜之间的交往轶事。

 


 
图2:黄炎培日记第11卷(华文出版社)
 
  我从“日记”的第11卷(1950.1~1952.5)中,确实查到有关“黄炎培到大连避暑,面见了杜月笙代表”这段史实的如下记载:到大连住下后,在休养最初的半个多月里,黄炎培与家人,包括第 二、第三代子女欢会一堂、其乐融融,少有待客公事;更不见什么杜月笙私人代表造访的记载……
  直到8月7日,才发现“日记”有如下记载:
  “下午四时,徐正华从北京到,带来各信,共晚餐,送至国际旅行社宿。”
  次日,8月8日的【日记】继续记载道:
  “正华来长谈,他是奉他父亲的使命来商量,本着去年商承周恩来总理、叶季壮部长组织国际贸易公司问题来的。
  拟办法:北京一公司,资金十亿元;香港一公司,HK$100万元。嘱提名。维提:‘唯物’;我提:‘世界’或‘和平’。……
  商贸易方式和进行步骤。共午餐。”
 
  日记中的一句话“奉他父亲的使命来商量,本着去年商承周恩来总理、叶季壮部长组织国际贸易公司问题来的。”令我联想:徐正华父亲是谁?
  读到8月11日的【日记】,记载徐正华要从大连回北京时,一切迷团才真相大白,因为【日记】这样记载说:
 
  “……
  讯徐采丞香港,交正华加封寄。
  讯叶季壮,为国贸组织。
  ……
  均托正华带去。
  十一时,徐正华动身去北京。
  徐采丞愿以私人名义,在政府指导下,集资办国际贸易,为人民服务。在港几个月,现略有眉目,遣其子正华来报告,准备在京在港各设一公司。正华之来为此。
  ……”
  
  原来徐正华就是黄炎培等在大连要会晤的人 — 是其父徐采丞的代表;而徐采丞就是杜月笙、钱新之等人的私人代表。而他的父亲徐采丞,才是1949年后杜月笙与黄炎培打交道的正式代表。
从查看【黄炎培日记】到其后的逻辑推理,我们找出了关键人物 — 徐采丞。徐本是《申报》老板史量才的手下,到史量才被蒋介石刺杀,杜月笙当了上海地方协会副会长后,他才成为杜月笙的总代表。徐采丞善于利用各方面的关系;有功不伐,宠辱不惊,深得杜月笙个人的宠信。抗日战争战事的事端一起,杜月笙避走香港后,徐采丞就做了他上海的全权代表。
他与黄、杜二人的历史渊源如此深远绵长,徐采丞所以成为1949年后黄炎培、杜月笙之间的牵线人,就顺理成章了。
  1951年6月2日的【日记】赫然眼前:
  “……
  讯香港钱新之、杜月笙。
  讯香港江上达。
  均托徐正华今晚带去。
  ……”
 
  噢,原来是六月初黄炎培就托徐正华带信,去香港与两个月前赴港联络的徐采丞、已移居香港两年的杜月笙等人联系;尔后,才有八月上旬在大连黄炎培休假期间,与徐正华面商在香港合作组建国际贸易机构事宜。
  从【日记】内容的角度,佐证了黄素回对黄炎培解放初与杜月笙仅有往来轶事的真实性,并澄清模糊了的史实细节。下面用【日记】来诠释黄、杜两位,他们之所以在大连未曾谋面、其背后隐藏的事件细节吧!
 
 
  第三部分:
 
  【黄炎培日记】诠释了1949年后黄、杜之间仅有的一次往来
 
  大陆政权更迭后,黄炎培成为共和国领导人,就任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之一、兼任轻工业部部长。他与老朋友们,诸如徐采丞先生等人,保持了更加密切的函电往来。
  我在他1950年1月2日的【日记】中看到:
  “……
  得采丞三号上海信,中有:城市供应会议报告,非常重要。此是控制全国物资——粮食、花纱布、盐、煤、现钞等具体计划,与各省市县人民代表会议,为中共对物对人两大力量的集中表现。
  ……”
 
  黄炎培正是在与像徐采丞等这班老友的交往中,了解‘新中国’国事民情的。
  黄炎培一生行为光明磊落,使他在民国时的‘旧中国’上海滩就能够一呼百应;更使他在与故友旧识、诸如徐采丞先生的交往中,针对政权更迭后的经济难题,即面临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国家包围封锁的困难局面时,也能商议出既为国家‘解危’、又为朋友‘脱困’的‘双赢’合作方案来。
  我在他1950年4月8日的【日记】中看到如下记载:
  “清早,车站接徐采丞、王艮仲、杨拙夫自上海到。…接到六国饭店…
  ……
  午后三时,到六国饭店,共采丞、艮仲谈二小时。
  ……”
 
  接着,在他1950年5月8日的【日记】中又见到:
   “……
  午后三时,接徐采丞来家长谈。共晚餐。不日回沪,二三周后,工商局长会议有了结果,我向政府提出港友组织国际贸易机构问题,届时采丞再来京,恰妥后赴港。
  ……”
 
  在1950年5月9日的【日记】中,黄炎培阐述了徐采丞和他拟议向大陆方面提出的建议方案:
  “……
  四时,送徐采丞回沪,约定拟议中的方案适时提出后再来京,由京赴港。方案:
  (1) 劝港友合力组设一<家>国际贸易机构。
  (2) 专营政府指定的进出口货和贸易。
  (3) 设总机构于香港,分设天津、上海、广州及其他适宜地点。
  (4) 由政府派员参加。
  ……”
 
  【日记】中谈及的“港友”,即指于1949年4月27日避居香港的杜月笙和钱新之等黄炎培的故旧相知。他们拥有的主要财产,包括不动产和金融资产,不便随身携带出国、只好暂时存放在政权更迭后的中国大陆。徐采丞与黄炎培共同提出的、所谓“合力组设一家国际贸易机构”的方案;一方面可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、对政权更迭后“新中国”的包围和封锁;另一方面则盘活了‘港友’们 — 杜月笙、钱新之等人、以各种形式滞留在大陆的各类财产。显然,这是一个于国家、对个人均有利的‘双赢’方案。
  这面徐采丞前脚离京,那边黄炎培后脚就向周总理提出他的建议,当即获得周总理的赞同,并邀请徐采丞进京面商(1950.5.19)
  徐采丞应邀进京洽谈合作方案后(1950.5.29),黄炎培即刻面告主管经济的陈云副总理(1950.5.30)和贸易部长叶季壮(1950.5.31)。稍后黄就将徐引荐给贸易部长叶季壮,双方对劝‘港友’组织国际贸易机构一事,商谈甚恰(1950.6.21)。最后,在黄炎培的穿针引线下(1950.6.26),周总理愉快地接见了徐采丞、并于接见徐先生之后,向黄炎培副总理首肯了合作建议(1950.7.4);次日,黄炎培在回访徐采丞时,即刻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同意合作建议的结果(1950.7.5):徐采丞接受周恩来的使命,明日将赴沪后转港、与‘港友’们洽谈合作事宜 (1950.7.6)
  黄炎培在1950年7月7日的【日记】中,兴奋地记载了徐采丞与他的方案产生及批准的整个过程:
 
  “……
  讯香港钱新之、杜月笙。留稿。
  徐采丞来辞行,今日回沪赴港。上讯为采丞作。
  采丞为劝港友组设国际贸易机构事,长时间努力,最早于四月八日经我邀约到京,其时只想对国家有所贡献,晤谈之下,他提出此议,我深然之。五月九日回去(方案见当日的日记)。十九日我向周总理提此议,乃函电邀采丞来(十九日日记),二十九日采丞再来京。本月四日,采丞见总理谈恰了。此事曲折经过如此。
  ……”
 
  更为珍贵的是,在黄少有的这种长篇【日记】里,还全文保留了他给‘港友’们的亲笔信函如下:
 
  “讯港钱、杜稿:
  新、月公同鉴:一别将及两年了,友人从香港来,必问二公起居。月公犹抱清恙,新公豪饮犹昔,都在我驰系之中。二公先后<赐>书,我则有复有不复,先后托我办事,亦复有成有不成。此间寅好大都知二公深,一切早经相喻。最近至友某君北来,提及一种方式,我为之击节叹赏,以为此举若成,于空间、时间,皆有极妙之配合。某君之精于谋事,忠于为友,大是难得。某君经与各方接洽,兹将专程南来,良唔之下,定能尽罄所怀,特先道及。我之近况,亦将附闻。手祝健胜!不一一!
光甫、公权、馥孙、作民诸旧好逆念不另。
  黄炎培启 1950<年>7<月>7<日> 北京
  ”
 
  以上基于【黄炎培日记】第11卷内容,对1949年后中共政权试图通过黄炎培,与杜月笙进行的最后一次统战合作,做出了基于史实的诠释;而黄炎培上述 1950年7月7日的【日记】,则是支撑史实的文档核心。
  这样,由双方议定的、以黄炎培与杜月笙间交往形式落实的、中共最后一次与杜月笙在香港实施的统战合作方案,即将开始由中间联络人徐采丞,带往香港交付杜月笙、钱新之等人。此刻,球传向了杜月笙的一方。从酝酿合作到方案获准,大约用了半年时间,这是发生在政权更迭、‘新中国’‘诞生’后百废待兴的第一年。一切都显得那么富于活力,如此生机勃发。合作的开局‘顺风顺水’。
 
 
2017/9/29 止
 
 
--(上半部分 结束)--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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